东方农业实践

亚洲的农业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农业系统。我们现在从印度和中国狭小田块上看到的也是他们许多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历史记录，或访问安第斯山脉的巨石农业遗迹。东方的农业实践已通过了最高水平的考试，他们的农业系统如同原始森林、草原和海洋一样近乎是永久性的。比如中国的小农系统仍保持着稳定的产出，经过4000年管理后肥力仍无损失。我们想知道，东方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这些东方农户的资产很有限。以印度为例，1931年统计报告中人口与种植面积的关系是；每个农业人口拥有17.6亩农田，其中3.95亩是可灌溉的。1921年相应的数字是16.39亩和3.7亩。这些数字表明在这一热带地区人们生存是如此的艰辛。这些小农场通常耕种粗放，既没有充分利用人畜能量，也没有利用土壤的潜在肥力。

当我们转向远东地区，如中国和日本时，类似的小农系统同样存在，但人口压力更大。在《四千年的农民》一书前言中，金提到1907年日本三个主要岛屿的人口为46977000，耕地面积为32180平方千米，相当于每平方千米1460人，或每人6亩。另外在每平方千米耕地上，日本还养活了大量的胜出，包括111匹马、90头牛（基本为役畜）、1327只鸡（禽）、21头猪和羊。中国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从金的记录中也可看出与日本有类似的情形。在山东一户12口的农家，在15亩耕地上养了1头驴、1头牛和2头猪、相当于每平方千米4943人、412头驴、412头牛和824头猪。对7户农家访问后得出的平均结果是1783人、212头牛或驴、399头猪；其密度相当于每平方千米耕地上接近3218个消费者和644个食物转换者。与这些数字相比，1900年美国的统计值是：每平方千米98人、48头马和骡。

粮食和饲料是首要的种植作物。

东方农业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耕种者和他们的牲畜提供食物。由于人口压力导致土壤首先要满足人类的饥饿需求。另一个次要的饥饿问题是满足机器对原材料的需求，这一需求刚开始，但自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地方工业如棉花和麻织建立以来就发展迅速。这两类饥饿问题均需要土壤肥力来解决。长期经验告诉我们，印度的土地可以应对来自人口食物的需求，能否满足新增的机器需求则要等待时日。苏伊士运河仅开通了70年，印度第一家棉纺厂则开始于1818年，靠近加尔各答的格洛斯特。孟加拉的麻业是近百年才建立起来的，麻产品于1838年首次出口，1855年在哈格里建立了第一个麻厂。这些地方产业以及当地原材料出口到西方工厂均是对土壤肥力的额外消耗。未来他们的健康发展及生存只有在充分保障土壤肥力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延续，以及修造船舶来运输原材料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些行业变得稳定和长久起来。仅仅依靠现存的土壤肥力来发展这些行业是愚蠢的，是在浪费金钱。在关注这些来自机器包装政府、财政、制造和销售的需求时，必须要意识到过去50年来强加到印度土地上的这些负担是否合适。商业和工业的需求必须与土壤肥力保持平衡。

印度主要的作物是水稻、豆类、谷类、小麦和饲料作物，经济作物在变化，主要是棉花、油料，其他包括麻及其他纤维类、烟草、茶叶、咖啡和鸦片。可以看出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占了86%的种植面积，而经济作物仅占了七分之一的种植面积。过去25年印度粮食生产中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糖料作物产出满足不了需求，因而大量从爪哇、毛里求斯和欧洲进口。今天基于在联合省沙贾汉布尔的工作，哥印拜陀甘蔗新品种的培育以及糖业的保护政策，印度已成为自给自足的糖业国家。战前平均糖量进口量为634000吨，到1937—1938年已降到14000吨。

混合种植是一大法则。在这一点上东方的种植者吸收了人们在原始森林看到的自然方法，而且当以谷物为主要作物时，经常要采用混合种植。谷类、小麦、大麦和玉米要与一种适宜的次要作物如豆类混合种植，有时这类作物成熟期要远晚于谷类作物。木豆或许是恒河平原最主要的豆科作物，它一般与谷类或玉米生长在一起。谷类和豆科的混合种植似乎有益于双方，当两者共同生长时，它们的长势均得到了促进。这些作物的根系是否分泌出一些对双方都有益的物质？这些热带豆科作物的根系是否有菌根存在而且这些菌根是否也参与了分泌？目前的科学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刚刚开始相关的研究。东方的农民已经预期并实践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西方科学还仅停留在开始认识阶段。为什么作物在一种合适的组合下会生长旺盛？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复合种植通常比单一种植效果好。在英国饲料玉米与小麦和豆类、豌豆和黑麦、三叶草和黑麦草，以及集约玻璃温室里蔬菜混合种植中均能看到这一点。自从澳大利亚人引进了中国菜农的混合种植后，荷兰的农产品产出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塞克瑞特先生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墨尔本看到混合种植，我相信他是把这一系统大规模引进英国的第一人。

种植和养殖间的平衡一直要维持。虽然东方农业中种植业通常要养殖业重要，我们还很少或没有发现没有养殖的种植业。这是因为黄牛要用来耕地，水牛则用来产奶，它不仅用来耕地还用来生产大量的牛奶，欧美最好的奶牛面对东方水牛的食物链恐怕要饿死了。生活在热带村庄的印度水牛更为特别，它们能明显改进土壤肥力及人类营养状况。但是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动物的废弃物并没有完全在土地上得到利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动物粪便的重要性，以及动物废物在堆肥制作中的价值。在印度，人们很少关注这些废弃物，大部分牛粪被作为燃料烧掉了。而在绝大部分东方国家，人粪尿都被用来还田。在中国，人粪尿可以直接施到作物上，在印度则在每个村庄周围大量堆积起来，然后人们会逐步利用并在几年内将其扩散到较远的地点，结果围绕村庄使用人粪尿的集约化农业面积至少会增加1倍。对印度政府来说，这倒是一个不需要话费卢比却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印度有50万个村庄，每个村庄周围就是一个肥沃的土地圈，而且人们还习惯于一直添加肥料。这些田块生长的作物产量都比较高，而且植物明显地不会得病。尽管仅在印度就有50万个把肥沃土壤和健康土壤植物联系起来的案例，而且这些自发地试验已进行了数个世纪，远早于英国洛桑试验站；但现代农业科学并未注意到这些国家，而且还坚定地拒绝这些成果，主要是它们缺乏数学的支持。他们有时还倾向于一些见解，如鲁道夫斯坦纳，奥地利哲学家，生物动力农业的创始人的思想，后者认为农业中使用人粪尿是有害的。

人们还普遍种植豆科植物。虽然直到1888年，经过长达30年的辩论，西方科学最终承认了豆科作物在培肥土壤中的重要作用，而在东方同样的经历已过去了数个世纪。古老实践中各地的轮作体系中都离不开豆科作物，在一些地区如印度恒河平原，一种木豆还被作为深层土壤的“耕种者”。这种豆科作物向土壤深处扩展的根系促进了板结黏土的通气状况，类似于英国林肯郡霍兰地区发生的情形。

通过使用木制犁（尖顶是铁的）进行的土壤耕作是基于表层的，西方使用的破坏杂草的翻转犁在东方从未出现过，其原因有二：一是在这样一些炎热气候带，杂草不需要翻转犁来破坏，有太阳就够了；二是保持田块的高度在排水、积涝及灌溉的管理方面很重要。近期人们又提出了表层耕作的另外一个原因，即土壤有机质中的氮应仔细地保存，不久土壤肥力平衡也会被破坏掉。

水稻在任何时间都能种植，到目前为止东方最重要的作物就是水稻。就像前面提到的，印度的水稻生产超过其他任意两种作物的总和，只要水土资源允许，人们就会种植水稻。粗看起来，水稻生产好像违背了西方农业科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即谷物生产要依赖于氮肥。印度许多地方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年复一年就在同一块地上而且不适用任何肥料，这些稻田输送了大量的稻谷到城市和国外，相应地这些稻田并没有进口和使用合成氮素。以缅甸为例，截止1924年的过去20年中，在约6070万亩土地上共出口了2500万吨稻谷，按稻谷含氮1.2%估算，有30万吨氮素被运到国外，氮素的耗竭肯定不是通过进口粪肥来补偿的，这样似乎那里同一块地已种植水稻数个世纪，但肥力的下降并未发生。很明显土壤一定从别的方面获得了新鲜的氮素，否则作物就会停止生长。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大气氮素的固定，或许就发生在稻田表层漂浮的水藻层中。这也是日前热带农业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水稻从哪里获得氮素？一种来源是从大气中固定，另一种来源是幼苗，即在种苗培育时期使用了大量的牛粪。水稻幼苗中储存有大量的氮素和其他养分，在移栽期由于有这些不同的养料促进了植物的健康生长，而且这种氮素补充可能一直延续到后期生长。水稻幼苗的肥料管理说明了一个普遍的原理，即在肥沃的土壤上开始种植一种作物时，要让作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尽早地吸收到所需的营养。

劳力的供应是充足的。在每一个地方劳力都很丰富，那些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也是这样的。在印度，如果一年内那些耕种者和他们的牲畜的休闲时间可以按当地价格这算为金钱的话，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这些休闲时间并非全部被浪费掉，它可帮助耕种者和牲畜从繁重的播种收获劳作中恢复过来。在农忙期，每个人从太阳升起劳作到太阳落下，土地的准备和播种需要极大的细心和技能，农活必须在很短时间完成，因此就需要大批的劳动力。

可以看到，在这一小农系统下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导致了贫穷，最明显的像在印度小农系统需要精细的农作，但目前人们仍采用着粗放的耕种方法。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存在这一不理因素，印度的土壤肥力却已保持了数个数个世纪，这是因为一些自然的方法得到了应用，并不归功于人工肥料。同样地，农作物在没有一点药物的保护下却可以忍受来自害虫和真菌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