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稻草的革命》——技术是怎样产生的

稻作需耕田，越深耕越高产，这种技术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人们已经把水田搞到了非耕不可的地步。耕地、放水、耙田，像抹墙泥一样把土壤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来，连细菌也都杀灭了。把土搞成了死亡状态以后，开始进行施肥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同不施肥的稻田相比，施肥的稻子长得粗壮。据此，得出了施肥可增加产量的结论。

自然的土壤，如果放任不管，可以自然地肥沃起来，无需肥料。人类只不过是在伤害了土壤，使其丧失了自身的能力以后，才感觉到肥料有效果。

只不过是由于培植了抗病力弱的果树和徒长的水稻，才感觉到喷撤农药的效果。

表面看来，似乎人类予以自然某些帮助比放手不管效果要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力量不够，而是由于在此之前人类对自然进行了破坏，造成了不能放任不管的前提条件。进行品种改良，培育出了抗病能力低的品种；搞“好吃的大米运动”，造就了弱的品种，为此，农民不得不十次八次地喷洒农药。

  一切有成效的实验，都是由于人类在此之前为其创造了适宜试验的条件。

所谓聪明的学者和成绩卓著的研究人员，是由于它们出色地掌握了可以产生成绩的实验方法。农药的专家、肥料的专家都是如此。例如除草剂，先造成一种杂草可以生长的环境，让草繁殖，在具备了可使用药的条件以后，再使用除草剂，最终得出了除草剂有效的结论。如果一开始就造成一种杂草不能生长的环境，杂草也就不会繁殖了。

当我开始提倡在果树山进行三叶草的“植草栽培”之际，作为一项农事活动，农林省举行了“植草栽培”的研究会。我应邀参加了会议。那是日本刚刚提出“植草栽培”的最初时期。

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先生。他说美国果园的“植草栽培”很少。听得出，他无心搞“植草栽培”。因此，就更谈不上选择草的种类了。当时，我讲了如下的话。如果你对农民说这种草和那种草都适合“植草栽培”农民根本不会去种。不能对他们说这也行那也行。任何物质都有其利弊得失。要对它们进行比较后，再得出结论。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确定草种，是三叶草就是三叶草，是苜蓿就是苜蓿。农林省若能将此布置下来，农民也许能干。要是你只告诉农民稻科的草适于“植草栽培”或油菜科的草适于“植草栽培”，他们大概也不会去种。

即使想种，也不敢种。在没有得出有把握的结论的情况下，把10个草种和10种方法推给农民，那就意味着其中9个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或者也许只有到第10年才能获得成功，前9年将会失败。所以农民觉得有风险，不敢种。

它之所以不能很快地成为一项新的技术，就是因为它还不是一项综合的完整技术，只是一部分技术。植草要由国家的肥料试验员来检验，而他注意的只是肥料的效果。病虫害的专家讲，种植这种草会导致虫子的增加，考虑的只是减少病虫害。各讲各的，哪个人也没有说谎。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话汇集在一起，就成为谎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