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上述经历的第二天(5月16日),我一上班就提出了辞呈。 上司和朋友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被我的举动惊呆了。在栈桥上的一家餐馆里为我举行了欢送会,投向我的是不解的目光。一个昨天还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对工作不但满意而且非常热爱的人,怎么会突然提出辞职呢?而且笑容满面,显得十分高兴。 我当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弥们看,这一边有座栈桥,那一边有第四码头。由于你感到了这一边的存在,才有了那一边的存在。由于你感到了此处有生,才感到了彼处有死。要想消除死,就要消除此处存在的生。生死是一件事。 讲完这番话,大家越发为我担心。他们也许都在想:他说的是什么啊?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临别时,所有欢送我的人脸上都浮现出一种惋惜神情。唯我自己心情格外舒畅。 当时,一位和我同居一屋的朋友非常为我担心,劝我再静养一个时期,劝我去房总半岛散散心。 于是我出发了。当时的我也许会毫不迟疑地走向别人为我指出的任何地方。 坐在公共汽车上,漫不经心地浏览窗外,我看到了一块写有“理想乡”的小招牌。我下车寻找,想知道理想乡是个什么地方。找到的是海岸边的一家旅馆。它的后面是绝壁,绝壁之上景致宜人。我投宿在这家旅馆,每日都到这个地方睡个午觉。我在此住了一段时间,是几天,是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我记不清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天早晨产生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谈漠。我开始反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浮动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 我又在东京呆了一段时间,过着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白天或在公园里睡大觉,或席地而卧,或拦住行人聊几句。朋友们出于担心前来探望。 “你好像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不,你们生活的世界才是虚幻的。”我回答说。 双方各持己见,都以为自己一方是现实的世界,对方是虚幻的世界。分别时朋友们说了声“再见”。我立刻反驳道:“不要使用再见这种语言,分别的时候就是分别的时候,不存在明天。”听了这话,朋友们觉得我已不可救药。 我离开东京后逐渐南下,先后到了关西、九州一带。终日精神恍惚地游荡、流浪,并向各种人宣传一切无用论。世上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人做的事情都是无用的。一切都将归于无,化为乌有。只有这个“无”才是广阔无边的。 遗憾的是,这种认识被一般人视为疯子的梦话,产生不了共鸣,得不到认可。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深深地感到,这种一切无用论的思想对社会非常有用,特别是在社会迅速倒退的今天,宣传这一无用论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实际上,我正是抱着游说全国的想法才外出流浪的。 结果,所到之处均遭冷遇,最终回到了故乡我父亲那里。 当时父亲在种植柑橘,于是我钻进了种柑橘的山里,在山中的小窝棚内过起了原始生活。 在那里,我想通过当农民,种植柑橘,生产大米,以实物来证明自己的“人可以什么也不做”的想法。通过这一实践,与其说我想证实自己的“一切无用论”的正确,毋宁说我想使之变成有形的东西。用有形的东西证实人非万事皆知、物非皆有价值。对此我充满了信心。为此我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我的自然农作法的实践。那是1938年。 但是,我进山后从父亲手里接下的是已经剪过枝条、形状修整得像酒杯一样的柑橘树。到我手里后,我采用完全放任的方法让其自然生长。结果,枝条杂乱,树叶生虫,濒临枯萎。回想起来,当时接下的要是生长茂盛而又未加修剪的橘树就好了。 以我之见,作物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应是人力种植的结果。放手不管让其自然生长,肯定能结出果卖。我正是受到这种信念的驱使才做出了上述的举动。导致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在橘树生长过程中突然改变了管理方法。结果,那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放任”,并不是“自然”的本身。 我父亲吃惊了,要求我重新修剪枝条,并要我到外面找点事做。 当时,父亲是村长,儿子要是言行古怪,终日躲蔽深山,对他不太体面。加之战争十分激烈,我自己也不愿受宪兵的照顾。所以,我顺从地遵照了父亲的意思。 那个时期技术人员少,所以很快就同高知县的试验农场谈妥,我到那里担任了防治病虫害的主任。 从那以后的漫长的8年中,我一直得到高知县的照顾。 在高知的试验农场,我指导并研究科学的农作法,为战争期间粮食的增产尽了力。但是实际上在这8年时间里,我从未停止自然农作法和科学农作法的对比研究,一直在探讨运用了人类智慧的科学农作法是否优越、不运用人类智慧的自然农作法是否可以取代科学农作法。 战争结束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从那天起,我感到一切都自由了,心情舒畅地回到了故乡,重新开始了我的农民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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